1966年8月的一场特大洪水在长江中游掀起骇浪。夜幕下配资平台配资配资，武汉汉阳门码头的探照灯照得江面如同白昼，冲毁堤岸的巨响让值勤的军人心惊肉跳。狭长的河道里，十几条民船翻覆，滚滚浊浪裹挟着漂浮物直扑市区。彼时，正在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曾思玉把这则简报读了两遍，放在案上的茶水已凉，他却只留下简短的批语：“长江不安，则华中难安。”
三年后，他奉命南下，成为武汉军区新的掌舵人。毛主席、中央军委与周总理为此反复权衡：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中部腹地的安定关乎全局，用一个久经战火、行事果决而又懂政治分寸的指挥员去坐镇，似乎别无选择。曾思玉临行前在钓鱼台见到周总理，两人简短交流。周总理眼含深意地提点：“武汉，事多、人杂，你要拿稳方向盘。”一句话，道尽了这位革命家将要面对的风浪。
抵汉不过数周，曾思玉就忙得脚不沾地。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镇时起时伏的对峙、争论、集会，需要他在调动部队的同时调动人心。他的行事风格是“快刀斩乱麻”，接管部队后立刻推行两条规矩：一是军以上首长夜间必须轮流带班值宿，二是所有行动须书面呈报，防止各自为政。此法虽见效显著，却也让下属经常感到压力山大。与他共事多年的参谋长私下里笑称：“曾司令的表扬是用来警醒别人，他的批评才是给自己预备。”
安静并未持续太久。1969年11月，毛主席再次巡察南方，专列抵汉。深夜灯火下，曾思玉带着一摞文件登车，汇报武汉两年间局势变化。觥筹之间，他把话题引到长江治理：“主席，三峡若能筑坝，防洪、发电、航运三利同举，可保沿江千万百姓安枕。”话音甫落，车厢深处传来毛主席低沉的回应：“想法很好，但敌人打过来该怎么办？”
这句反问像石子击水，瞬间荡开深邃涟漪。曾思玉怔住，他没料到最高统帅将三峡大坝首先与国家安全绑定。毛主席随即摊开一张手绘示意图，标出南京以下的几座大城市：“原子弹若落这儿，水墙决口，武汉会怎样？上海会怎样？先想明白这个，再谈工程。”曾思玉沉思片刻，只得承认“我们尚无十成把握”。毛主席点烟，又加一句：“化学爆炸试验的资料先拿去研究，筑坝不只是筑水，更是筑国门。”
对话至此，气氛并未僵冷。毛主席留给他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思路——先做低坝实验，既练队伍又检验技术。于是，葛洲坝走入决策视野。对于这座后被称作“水电黄埔”的工程，曾思玉倾注全力，连夜审阅图纸，亲赴宜昌选择营地，用当年在敌后野战磨出的作风盯每一道暗槽；但他心底始终记着那句“敌人打过来该怎么办”，每一次调整坝高、坝宽、电站面积，都要在沙盘上模拟敌机轰炸路径，直到确信即便最坏情况发生，也能让江水在纠错通道中“转身”而非“漫灌”。
让葛洲坝顺利落地，并非一句决心就能解决。1970年初，预算从最初的18亿元涨到24亿元，不少省份担忧影响自身基建投入。曾思玉在电话里向国务院口头申请：“资金可分三期拨付，湖北、湖南、江西三省愿意先拆自家口袋，绝不多向中央伸手。”周总理听罢没多说，只叹一句：“部队里干工程，账要算清，但莫忘教条外还有百姓。”两人相识多年，心照不宣。
工地开启后，劳动力一度不足，四万名基建民工加上军垦战士才能勉强撑起作业面。雨季来临，渣土滑塌，技术员验算显示需要改变导流渠角度，否则泄洪量不足。有人建议“先照原方案，迟则生变”；曾思玉当场拍桌：“迟则安全隐患更大，十天改好！”一言既出，七座山头掘出新渠。有人悄声议论“司令脾气真冲”，他听见后只是摆手：“长江涨水不讲情面，咱们也没资格慢吞吞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对工程带出的“次生效益”格外上心。凡是与坝区移民谈判，他总坚持个人到场。一次，三峡库区罗家湾老乡谢大娘拄着拐杖哭诉“搬了家，祖坟咋办”，曾思玉放低声线：“工程是国事，祖坟是家事，国事家事都得给出路。”随后安排交通船和木匠帮老乡将石碑移至高坝外山岭，细节虽小，却让良善口碑沿江扩散。
回溯他与水、与江、与武器的交集，可上溯至1929年秋收后那支临时拼凑的渡江小船。彼时年仅17岁的曾思玉在信丰江畔听红军宣传，头一次见识“不问身家，只问勇气”的队伍。再往后，金沙江边抬担架、雪山草地里攀绝壁、太原攻坚前趟夜雨，这一连串与水火相搏的经验，早把“风险第一”写进他的神经反射。简而言之，长江治理看似水利工程，骨子里仍是军事防御的再延伸，这个认知贯穿他后半生的规划蓝图。
当葛洲坝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的喜讯由宜昌传到北京，1981年1月的清晨还带着薄雾。有人抢先给远在济南军区担任司令的曾思玉打电话报喜，他却只说了一句“工程才起步”。的确，真正改变长江命运的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展开的三峡论证。可如果没有葛洲坝的技术积累、人才磨砺与风险预案，那座后来拔地而起的巨坝，很可能仍停留在纸面。
回看曾思玉与毛主席那场1969年的对话，双方立场似在相左，实则同出一脉：战略安全高于一切，治水不能置国防于不顾；而国防也需经济支撑，否则“战略”沦为空谈。二人合力推了一个“先易后难”的折中方案，让历史多了一条稳妥的前进轨迹。用老兵们的话说：“大坝是拿来蓄水的，也是拿来挡炮火的，后浪滔天之前，堤防必须先立好。”
正因如此，曾思玉晚年最常讲的，不是自己立过多少战功，而是“行军要打草惊蛇，筑坝也得惊虫蚁”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他应邀回到已成为世界级水利枢纽的三峡，站在绵延数里的大坝上，沉默许久，仅淡淡一句：“这下，湖北不怕发大水，国家也不怕冷战风。”随行的年轻人难解其意，只觉老人家双鬓早已银白，眼角却闪着满足的光。
曾思玉于2012年离世，享年一百零二岁。送别那天，许多葛洲坝、三峡工程的老职工自发在江边燃香折柳。有人回忆，当年工地最费的不是水泥，而是他布置的“防空洞—指挥所—应急闸”三位一体工程；有人回忆，他半夜踏着泥泞挨个宿舍查工友被褥，见谁没蚊帐就脱口大骂。种种细节落在平凡日子，如河底沉石，时间越久越扎实。
彪炳功勋与严厉身影之外，更打动人心的，或许是他对未知的敬畏。在那个粮票都紧缺的年代，他敢想三斗坪超百亿投资的大坝，却在关键转折处选择再三斟酌；他确信大国崛起需要强大水电，却也永远把“倘若战火再起”放在计划之上。面对当时尚未成熟的地震学、爆破学，曾思玉的决策充满保守，但正是这份保守，为后来的宏图预留了调整空间。
后人议论三峡时，总难免以“顺势”或“逆天”来标榜争论，却往往忽视了这一工程背后中国军人、工程师、科学家共同的焦虑与计算。1969年那趟武汉之行，毛主席在专列里一眼看出曾思玉的“过分积极”，提醒他冷静，最终两人谁也没固执。如今站在高峡之巅远望平湖，能够品出一点当年那声“敌人打过来”的分量，也许才是这段往事最真实的意义。
波涛与钢筋之外：长江记忆的另一侧
冬末春初交替时，长江沿岸常有雾锁晴岚的清晨。老武汉人喜欢说，“江是城的命”，可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这条命常常悬在洪峰的脾气上。毛主席的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流传甚广，“更立西江石壁，截断巫山云雨，高峡出平湖”一句，成了亿万人的浪漫想象，也成了技术专家的沉重课题。
修坝或不修坝，绝非简单的工程量加法，而是战略、民生、生态、财力、人心的多维平衡。1969年，曾思玉提出的“高坝方案”需要上百亿元，那是当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的数倍；若冒然上马，可能逼迫国家在工业化初期背上沉重债务。另一方面，冷战阴霾未散，美苏核竞赛正酣——对原子弹冲击波、冲击水柱的防御，仅靠一腔热血远远不够。毛主席的顾虑里，包含了对整体国力、战略格局的冷静评估。
低坝先行的折中思路看似退让，却为中国水电技术搭建“预演舞台”。葛洲坝不仅锻炼了第一批水电骨干，还让“围堰截流”“深孔泄洪”等核心技术得以国产化。十余年后，正是这批人承担了三峡工程的论证与施工骨干任务。若没有葛洲坝的先手，三峡很可能再度被贴上“不切实际”的标签束之高阁。
有意思的是，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，工程界对大体积混凝土的抗震性有了全新评估。这些科研成果最终在三峡大坝选型中大放异彩，也间接印证了当年主席与曾思玉共同坚持的“先试后建”方略的前瞻性。试想一下，如果1969年大干快上，一旦九十年代初便要迎接大坝截流，恰逢技术储备、管理模式、资金实力都未完全到位，风险何其巨大。
遗憾的是，历史往往只记住了更宏伟的三峡，忽略了铺垫它的基石。曾思玉晚年受访，他的描述淡然而克制：“葛洲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我只是把大坝当作阵地。”这句“阵地论”让人猛然意识到：在那一代军人心里，和平时期的水电施工、移民安置，和战时的抢滩渡江、阵地防御，有着同样的战略价值——都是在守护国家的脊梁与人民的生活。
如今的长江两岸，高楼林立，江豚时而跃出水面。洪水不再年年惊魂配资平台配资配资，航运载重倍增，西电东送线缆如银龙贯通山河。江风拂过葛洲坝的厂房，机组的轰鸣与涛声交织，那是一种与当年炮火截然不同的响动，却同样让人心口震颤——因为其中隐含着一代代建设者的牺牲与执念，也延续着“敌人来了怎么办”的底线思维。在这条被称作“母亲河”的水道上，曾思玉的提议，毛主席的考量，以及万千建设者的心血，最终汇成今日这片安澜景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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